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保证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企业家法律上的选择自由，即建立企业家与后来资本间的协商机制，给予企业家选择权。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企业家和资本都是企业不断做强做大的关键要素，是打造基业长青企业的两个重要抓手，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两条腿。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能够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企业发展。但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繁荣，资本自由原则的不断发展，资本对企业家的侵犯事件屡屡发生，如万科的董事会之危、格力的董事会之变、南玻的高管集体出走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本的“入侵”行为完全符合当前的法律法规，正是因为其合法性，使得企业家束手无策。毫无疑问，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企业尤其是优秀企业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使得我们必须为优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对此必须进行制度的校正。如何校正?得从事情的本质层面解决。

　　人是内因，资本是外因

　　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这一原理。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因是人的因素。企业的建立，离不开企业家。一个企业占用资本的多少，产生的是企业规模的差异;企业中人尤其是企业家的差异，产生的则是企业存亡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企业的产生。

　　从企业的发展壮大来看，也离不开企业家。企业从产生到成长、发展，要经历多次的磨难，企业家的基石作用至关重要。德鲁克说：“真正伟大的企业都是没有什么‘惊喜’，而是一路踏实、坚定地走下去。一个企业能够走多远，掌舵人的远见与胸怀很重要。”此外，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家无疑是企业文化最关键的塑造者、发展者和维护者。如施振荣先生是位殷实忠厚的善良人，宏基集团的主要干部也是如此脚踏实地的人。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外因是资本因素。如果把企业家比作企业的“心脏”，那么资本就是企业的“血液”。资本不足，轻则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重则影响企业的存续。资本的重要性不可置疑。同时应看到，市场中不乏资本规模不大但精而强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共同点就是企业家对于有限资本的高效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只是个工具，工具效用的发挥关键还得靠人。

　　因此，企业靠企业家可不断做强，企业借助资本可不断做大。两者共同作用可将企业做得基业长青。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在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层面，应该是兼顾企业发展的内外因因素，甚至需要向内因倾斜。

　　举牌破坏内、外因统一

　　资本举牌，体现的是一种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对资本对于企业发展重要性的肯定，这本是一件好事，理应受到保护。目前的规则设计正是基于维护资本市场的自由度，维护资本投出后的安全和收益，维护已比较成熟的委托代理机制。

　　但是，“异化”、“魔化”或者“动机不纯”的举牌，不但没有保护的必要，而且必须予以限制。这种举牌，都伴随着资本剑指企业的企业家、管理层，近年来资本市场发生的险资举牌万科、格力、南玻等行业中的优秀企业皆如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举牌，曾为这些公司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付出了大量心血的企业家，显得无能为力而束手就擒。显而易见，这种举牌，是资本伤及了企业家，破坏了企业发展的内、外因统一的关系原理。

　　过去，没有资本市场，有企业家能力的人只能靠自己慢慢积累财富，自己当老板才能当企业家。现在，有了资本市场，没钱也可以当企业家，只要其他有钱人认你，放心把钱交给你去经营。但如果说把钱交给你打理，股东就从此失去了最终控制权，对企业家的行为没法约束，那就不会有人放心把钱交给那些“没钱但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打理，资本和知本的分工合作机制就会被破坏。这对资本和知本是双输。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若能在此过程中，兼顾资本和知本的各自价值，符合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外因关系原理。但问题是，市场上出现的资本举牌，是伴随着对管理层、董事会的彻底否定，这种否定会直接触及企业文化的延续性，会直接触及企业家精神，彻底否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因，严重的后果就是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这种推论，相信会在目前出现的万科等企业被举牌后的后续发展中得到印证。

　　确定企业家保护的合理标准

　　企业家和资本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家的易受伤害的现实，使得我们必须思考目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完善性。时至2017年4月，分析目前的制度设计，在保护企业家方面是缺失的，从而直接导致资本入侵时的束手无策，从而放大了资本扩张的本性。对于被资本的野蛮入侵破坏了的“内、外因关系”，必须得到纠正。因此，严格遵循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是确定校正方向的根本。基于这个根本，我们认为保护企业家的合理标准，应具备以下特征：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该类企业家应该持有企业股权，对于其创造的企业没有放弃所有权。只有在同为所有者的企业家和后来资本间，谈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才不至于出现对后来资本的过分限制。

　　当资本“敲门”时，须赋予企业家法律上的资本选择自由，构建“资本与企业家的双向选择机制”。从时间逻辑上来看，企业家进入企业在前，资本进驻企业在后。对于企业何时需要资本、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只有企业家心中有数。后来资本在企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入侵”，若是直接触及企业的正常经营，势必给企业造成负担。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保证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企业家法律上的选择自由，即建立企业家与后来资本间的协商机制，给予企业家选择权。做法，可以是设定后来资本进入实体公司的预警机制，当后来资本持有实体公司的股份后，需要调整管理层时，必须与当前的企业家协商，由企业家决定是否接受调整，若企业家认为管理层调整有损企业持续发展的，后来资本可以选择放弃持股。这种机制的设立，可以实现企业家与资本的双向选择，有利于保持资本市场的活跃性、纯洁性，也有利于保证企业发展的健康性。

　　当后来资本“进门”后，可考虑赋予企业家优先的决策权，从而保证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可考虑引入目前国际市场已尝试适用的“双层股权机制”，即给予企业家股东高投票权的股份。这种机制可以减少股份的变动对目标公司的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有利于防止恶意收购。换言之，这种稳定的管理结构有利于公司经营战略的一贯执行，立足于长远发展而不至于出现短视的行为;这种稳定的管理结构还能向资本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暗示公司的各项经营处于正轨，这有利于公司良好形象的树立和股价的稳定。

　　总之，资本市场的发展，客观上实实在在推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杠杆效应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近年来的资本入侵事件，给公司治理敲响了警钟，资本的杠杆似乎撬错了方向。因此，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肯定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才是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