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5年中国和东盟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以来，双边经贸保持频繁和密切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全球化逆转、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在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多国经济低迷，中国和东盟贸易却逆势发展，2020年1至4月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双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合作领域不断深化，深刻影响着双边、次区域和区域的经贸战略关系。

　　通过分析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内外部因素、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特点和国别特性等，本文展望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体发展趋势，提出促进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农产品地位稳固提升，并且机电产品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亦有所收缩。因此，中国对东盟的双边贸易结构得到不断的优化和升级。”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以来，中国和东盟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1975年起，中国和东盟各国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等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双方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经常性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的建立，便利双方互利往来。2000年以后，中国和东盟贸易互补性持续增加，2019年中国从东盟进口商品总值2816.7亿美元，占全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3.59%。从不同国别来看，中国从马来西亚和越南进口总值最高，均达600亿美元以上。2019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总额为3602.8亿美元。其中，对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口贸易规模最大，均超过500亿美元。2020年1至4月，受新冠疫情扩散、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主要表现为以资源型产品为主，2000年后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趋势转变，贸易互补性增强。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以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进口以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90年代之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数量和比重均逐年上升。2000年中国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约占东盟出口的40%；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2000年分别占东盟进口总额的43%和32%。

　　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显著增长。一是随着中国需求的增长，初级产品在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占比提升；二是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农产品比重增加，且品种类别多样化；三是中国从东盟进口的能源产品增速较大，但占比有所减小； 四是受外部市场需求疲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五是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保持明显的增长趋势，机电产品进口比重降低。由于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电力工程承包市场之一，中国和东盟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电力工程合作项目拉动了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和严格的国内隔离防控措施影响，2020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下降6.4%，但我对东盟进出口却逆势同比增长达6.1%。中国2019年对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分别占全年出口金额的17.12%、16.72%、14.41%、5.73%和4.23%。随着疫情的发酵和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加剧，2020年一季度，东盟反超美国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出口贸易合作伙伴，出口占中国一季度总出口的16.2%。从今年4月的数据来看，中国与东盟、欧盟及美国的进出口在总额中分别占比14.4%、14.3%和11.6%，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国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5月东盟略落后于欧盟，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比14.1%，但东盟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地位依然不容小觑。

　　东盟在我国贸易合作中地位上升的原因从内部来看，在贸易行业类别的层面，一是能源贸易合作增速较快，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整体拉动率达1.7%；二是中国对东盟的集成电路贸易增幅较大，拉动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整体增长3.3%；三是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较快，这直接受益于中国和东盟签订的相关协议，自贸区实施的红利进一步得以释放，贸易门槛得以降低。

　　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起到刺激作用。鉴于存在贸易替代效应，贸易摩擦之下，中美两国均增加从中美之外经济体的进口。在这方面，中国从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的进口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一些跨国公司倾向于将生产转移至中美之外的国家，越南是生产转移的重要目的地。而投资对贸易的拉动效应将对东盟的外贸整体起到促进作用。二是目前类似英国“脱欧”的大事件是标志着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阶段的迹象，虽然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但全球化减速的新阶段可能对中国原本的贸易结构和发展趋势产生影响，改变长期的贸易惯性。三是新冠疫情下美国和欧洲经济损失惨重，影响其与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各国较为严格的入境管制措和防控措施，加之国际航班的削减对于中国与欧美等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美国和欧盟等主要贸易国与中国的外贸受到冲击，东盟各国和中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从短期来看，未来半年内美国疫情将依然严峻，且近期美国国内局势动荡加剧，叠加英国“脱欧”后欧盟经济深受疫情冲击，东盟年内依然有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随着全球疫情的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缓解，美国也存在增强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中长期来看，可能形成欧盟、东盟、美国保持与中国最为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三个经济体均存在成为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条件和动力。

　　贸易合作前景良好

　　“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虽然疫情之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环境不利，但从经济增长前景、劳动力供给和成本、双边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来看，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东盟阶段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绝非偶然。

　　东盟各经济体发展增速较快，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体量持续增长和人均GDP水平上升将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的需求环境。

　　东盟部分成员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较大，为产业转移提供了丰沛的低成本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是东盟在国际分工切入全球产业链的优势所在，能够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外商投资，直接加入中国等贸易合作伙伴的加工环节。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价格升高和人民币升值，中国境内外贸加工企业的利润收缩，部分外资企业就转移至东南亚。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提升，有35%以上的鞋类产品订单被转移至东南亚。东盟国家较为低廉的劳动力能够支撑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也将进一步稳固和加深。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渐升级，导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互补性稳步增长。中国曾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劳动力成本和数量优势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的输出国。由于中美外贸关系受到中长期的负面影响，中国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则可能趋向密切。随着中国的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产业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渐升级，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正在由低端上升为中高端的过程中。由于东南亚人口基数较大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南亚成为必然发展的趋势。在东盟从产业转移中获益的同时，中国也由于产业升级，中高端技术产品出口和知识密集型等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趋势加强，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正在稳步增长。

　　区域产业合作扩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中国和东盟经济体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同时，产业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盟依据各自的产业结构特性以及发展优势，通过多种贸易方式深化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沟通及合作；基于产业链，最大化双边的互补性，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体来说，加深广西、云南等省份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的优势，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边境城市乃至于周边国家转移，优化国内的经济发展结构；利用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实施中西部和东盟国家的跨区域、跨境合作，如利用云南优秀的地理地质条件，推进其与东盟的水电能源、边境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深度合作。伴随着我国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将促进中国面向东盟出口产业的多样化发展。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达成深入广泛共识，东盟日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成效显著的地区。如果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货币，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有利于防范和降低区域内金融风险，提升东盟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稳定性。中国较为平稳健康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的“货币锚”地位提供良好支撑。虽然东盟国家大多还是存在参照美元体系的惯性，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加之经济的稳定发展及市场体量的扩张，人民币将逐渐获得其在东盟国家主要的货币参照锚地位。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而“一带一路”为双方共同打造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还可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增速平稳增长，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性。由于地理相近、物流成本较低、贸易商品互补性较强、区域产业合作加深、“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必将获得长足发展。

　　拓展经贸合作机会

　　“随着中国和主要东盟国家贸易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各省市和东盟各国的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方式亦不断协同推进。”

　　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肆虐，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具体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减少双方贸易壁垒。准确把握好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法律基础的重要性。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条款，简化双边贸易程序。加强区域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加大对于双边贸易程序及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加强对于中国和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追踪和评估，对可能存在的内外部不确定性进行IK预测，建立事前预警体系，减少潜在的贸易风险。

　　第二，提升金融开放程度，促进双方金融系统互相接入。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金融开放程度不足，东盟并未放开在当地开设人民币账户的限制。构建面向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通道，完善跨境金融交流机制以及强化人民币跨境结算、货币交易和投融资服务，对推动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稳固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国务院同意将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提高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水平提供良好的金融条件。

　　第三，调整和提升贸易结构，推动互补性贸易向均衡化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双边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存在互补优势的贸易产业，可充分利用东盟国家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资源开发。这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的缺口，同时也拓展东盟国家出口创汇的渠道。对于存在竞争的贸易产业，如机电、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逐步淡化，中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将部分中国需要调整的产业转移去东盟国家。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到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中。

　　第四，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基于快速、便捷和低成本的贸易通道，“一带一路”将提高东盟各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帮助部分中国企业将产能对外输出，合理规避当前国际贸易关系面临的各类风险，加强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

　　第五，提高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使用，便利经贸关系发展。一是继续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能源等大宗商品在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处于较为重要地位。若这些贸易商品可以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结算，则东盟可以有效地规避由于美元币值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东盟相应的出口企业也可获得较为稳定的出口收入。二是提高人民币在产品定价中的话语权。拥有产品或工业原材料定价权可以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凭借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取得大宗产品的定价权。三是推动人民币成为电子商务计价的结算货币。中国的阿里巴巴、银联等知名电商企业拥有相当水平的跨境支付系统。应当鼓励国内企业的通讯、网络技术发展，根据东盟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支付惯性提供有东盟特色的人民币结算服务，便利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第六，促进南向通道等区域沟通及合作机制落到实处。2018年中国10个西部省区共同提出合作共建南向通道的“重庆倡议”，利用铁路、公路和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由中国重庆向南经贵州等省份，通过广州北部湾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新加坡和东盟主要物流节点，实现全方位、多层次、战略性的互联互通。推动南向通道落地可以给予中国西部地区和周边东盟国家经贸往来、人员沟通、文化交流等更多的便利，促进中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随着中国和主要东盟国家贸易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各省市和东盟各国的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方式亦不断协同推进。自2006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创建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2016年形成并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从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领域，拓展合作机会，推动城市化进程和青年交流等。中国和由文莱全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三国的部分地区构成的东盟东部增长区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双方在农业、能源、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较为密切。次区域合作有助于拉动双方经贸合作，实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向更高端的产业链布局，最终推进各层次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未来应采取切实举措，持续推动各类区域合作机制稳步落到实处。

　　（连平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刘璐系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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