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先生1993年创立顺丰,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率领公司创业起步、走出华南,一路发展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物流企业。2017年2月正式以“顺丰控股”上市以来,取得相对年化股东总回报16%的佳绩(截至2020年10月),领先行业。同时,作为一家上市不足四年的年轻公司,其近期在资本市场的表现颇为亮眼,美元市值已比肩上市愈40年的全球物流业巨头。
顺丰是国内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商,已建立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能力,同时也是一家具有网络规模优势的智能物流运营商,拥有对全网络强有力管控的经营模式。自2009年起,顺丰已连续11年在国家邮政局公布的快递服务满意度排名中蝉联“快递企业总体满意度”榜第一。
Q
您如何定义作为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是“成功”还是“失败”?
王卫:我认为成功的企业需要实现价值创造。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只有回归到本质的价值创造(即“因”),企业才能获得长期发展、社会认可以及市值提升(即“果”)。如果一味追求“果”,忽略“因”,那就会徒劳。
现在有些企业有很多创新或颠覆,但其实是在损耗和破坏价值。企业领袖需要思考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是为颠覆而颠覆,还是为创造价值而颠覆?究竟在为社会和下一代创造价值更多,还是破坏更多?
我认为成功的企业需要实现价值创造,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如果一味追求‘果’,忽略‘因’,那就会徒劳。
Q
当您回顾过往领导顺丰的经历,您认为做对哪几件事使您的企业在竞争对手如林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王卫:第一,转变经营定位、选对路。顺丰原来做快递,2017年开始转型,投资科技、做智慧供应链。
第二,有了方向和定位不代表有能力,因此在选对路之后,顺丰成功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组织模式、人才能力、企业文化、激励模式等配套机制的调整。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了丰巢、顺丰快运、顺丰同城、顺丰地图等一批企业和老板,这些企业现在都受到了市场资本的认可。
Q
具体来看,顺丰在业务转型或组织变革中是否遇到过阻力?有哪些经验能够与我们分享?
王卫:2015年时,顺丰在组织变革中遇到阻力、进入“生死边缘”,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见问题、不断解救,最终从深渊中爬出来,反而造就了新的能力。
当时,我们认为新的架构模式更适合某类专业的发展,就很快把主体组织划分成不同的BU/BG,大家以为只要把资源倾斜到我自己的事业部,我的发展就一定比原来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忽略了共享资源的效益,引起成本上升、专业能力下降。
后来,我们调整了架构模式,实行战略合、经营分、资源共享。
战略合:集团管战略和融资,统一各个BU的战略规划、融资决策;
经营分:日常经营,例如投入多少、发展节奏怎么样、用谁、薪酬奖金给多少,都由BU自行判断;
资源共享:例如我们的销售是拉通去看,因为不同的BU去销售一个客户,一定会引起客户反感。相反的,我们共享客户资源,为之提供解决方案,这样对单一BU而言,通过双算、引流等利益引导机制,也会有更多获利。另外,我们还积极打通后台资源,例如人才、信息科技、大数据等,这些模块不能分家。
总结下来,组织变革中千万不要掉进这种误区: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单独一个事业部,一定要将前台、中台、后台适当组合。
Q
您如何看待上述变革过程中一开始的弯路和“遗憾”?
王卫:企业在变革过程中的“遗憾”多半是因为一把手能力或性格的不完整造成、进而影响了整个组织。每个人都有长板和短板。例如,如果企业领导者喜欢听好话,那么公司里吹牛拍马屁的人就会多;如果领导者喜欢听问题,那么这样的人就会少。还有就是在知识和能力层面,是否具备了组织变革的经验,并认清顺应未来科技发展需要什么。
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遗憾”是失败。任何有“遗憾”的地方,如果能够加强和提升,把它变成强项,就会是未来最大的爆发点所在。如果当初不掉进“深渊”,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长出这种能力。
任何有‘遗憾’的地方,如果能够加强和提升,把它变成强项,就会是未来最大的爆发点所在。如果当初不掉进‘深渊’,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长出这种能力。
Q
有观点认为,相比西方企业,中国及东方企业家人治多于法治,因此魄力有余、韧性不足,您如何看待?
王卫:什么环境长出什么样的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成功,是因为它具备克服这个环境客观条件的能力,但这不代表它在另一个环境中也能成功。在西方成功的企业家不一定能在中国成功,用在中国一样的模式去西方也不一定能成功。因此,如果企业要走全球化,一定要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特点才能做好、做大、做强。
归根结底,人治有人治的好,法治有法治的好,只是需要看在什么阶段人治多一点,什么阶段法治多一点。我也期望尽可能把企业做成管理机制,但最终这些管理机制还是需要人来遵守,否则也是形同虚设。
如果企业要走全球化,一定要因地制宜地结合当地特点才能做好、做大、做强。
Q
在带领企业应对来自新冠疫情的冲击时,您有哪些心得?
王卫:疫情之下,我们必须做得更主动。疫情之初,我们调度了所有物流资源来协助抗疫,例如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实现航空物资运输,尽管飞机空着出来成本会很高;我们也发放了补助,鼓励员工在疫区留守。这些都取决于你觉得自己应不应该这么做、以及是否敢于这么做,来为社会提供价值。
Q
面向未来,您觉得企业领袖们最大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王卫:例如阿里、京东、亚马逊等互联网、科技业巨头有商流、物流、现金流的全方位竞争力,他们不止在冲击一个行业,也引起其他行业的激烈竞争。传统企业如何能够找准定位突破口,冲破“三流合一”的包围,对企业而言是全方位的考验。如果能在与巨头PK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那代表企业的能力,包括技术能力、专业能力、内部治理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得到了真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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