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银川当地颇具名气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下称“掌政中心”)的创始人。他是从掌政镇走出去的农村娃，卖过菜、摆过摊、当过厨房里的小伙计。他就是掌政中心董事长康永建，只因偶然看到一则“闫家村百信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新闻，点燃了他的“农村金融梦”。

　　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是曲折而艰辛的。由于宁夏并不在政策允许的六个试点省市范围内，“合作社”的路子就这样被堵死了。那段时间，康永建把各种政策文件翻了个遍，却始终没能为自己心中的“农村金融机构”找到一个合法的“身份”。

　　最后，四处碰壁的他干脆直接给当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写了一封信。就这样，康永建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而在中国金融历史中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农村金融形态——掌政中心。

　　第一财经日报：掌政中心的名字很特别，你当初对它的定位是什么？

　　康永建：因为在当时的政策框架下，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身份”来成立这个机构，后来是在相关部门不断地协商和努力下，才确定了这样一种形式。“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这个名字是由当时政府部门的领导定下的，我刚看到这个名称觉得很陌生，“资金”、“物流”、“调剂”三个不相干的词凑在了一起，整个就是“四不像”，这和我原本创立互助社的思路完全不同。提出来之后，也完全没有一个范例可供参考，更谈不上一个准确的定位。只是，我是从农村过来的，一直与农业和农民打交道，知道他们的难处，希望为村民们做点儿什么。虽然金融行业给人的印象是高不可攀的，但这几十年经商的经验让我感觉到“涉农金融”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也是一个商机。

　　日报：经过几年的摸索，现在你们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掌政模式”，但三大核心业务之一的“农资信息”这块并不赚钱，为什么还称其为核心业务？

　　康永建：我们的名称里有“物流”这个词，最初说的物流是要做实的，但我们仓储、资金、运输各方面实力都不够。最后，我们把“物流”转成了物资信息。比如说国家有购买农机的补贴政策，我们就跟相关的部门合作，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把信息输送过去。这样一来，农民买的农机设备既能享受国家的补贴，我们也可以从中进行贷款支持，还方便了农户。同时，这里面还涵盖一些防范风险的性质。首先，我们保证了农民购买农机、器械、种子等的品质，这就直接影响着贷款的回收。其次，我们直接把贷款打给了厂商，也避免了他们将贷款用在其他地方。所以，尽管“农资物流信息服务”不赚钱，但是它是贯穿我们所有业务始终，最重要的一部分。

　　日报：掌政中心成立五年了，只出现过一笔“坏账”(因为借款人意外死亡)，你们当初是如何设立起风险控制体系的？

　　康永建：那一笔“坏账”在掌政中心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呆账。当时，借款人的家人主动跟我们说，“就算砸锅卖铁也会把钱还了”。后来，了解情况后，我们不但没有催收欠款，反而免了利息，又重新贷了一笔钱给他们周转。现在这笔钱一直在慢慢地往回收，这和银行所谓的“坏账”是不同的。可能别人会觉得农民的“金融素质”不高，但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了解农民，他们是非常重视信誉的，这才是我们设计风控体系时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给农民综合打分，评价他们的信誉、人品、在村子里的口碑、吃苦精神、商业头脑。通过跟他们的充分交流，让他们亲自填表，我们与农户成为了朋友，也得到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最后再对这些信息进行跟踪和分析，风险防控的点点滴滴在操作流程中都有体现。还有就是，我们非常清楚农户的资金需求，比如说农民的承受能力只有5万，你贷给他50万，这压根就不合理，也肯定会有风险。

　　日报：对于很多涉农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内部治理结构是它们的短板，也是阻碍它们发展的一大障碍，你当初是如何考虑这一部分的？

　　康永建：由于掌政中心在注册形态上仍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在股东人数上是有限制的，即不能超过200人。我们的第一批股东人数为199人，其中九成多是农民股东。当时，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吸收股东并不是为了资本金，更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借助农民股东，让我们更好地融入农村社区，与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大量的农民股东也保证了即便掌政中心的规模不断扩大，我们也不会偏离“农民资金互助”的初衷。目前，我们的7名董事中，有4名是农民代表。

　　日报：对于掌政中心的未来，你有什么新的设想？

　　康永建：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认为“掌政模式”是可行的，也是可复制的。所以去年我们又在掌政镇周边的四个乡镇设立了“咨询服务点”，现在运行得很好。未来，可以设立更多的服务点，帮助更多的农户。农民的需求很旺盛，当务之急是解决我们的资金问题。尽管得到了政府、农民的一致认可，但我们的“身份”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做的是低收益的涉农贷款，缴的却是公司类的税，负担太重。国家倡导的直接融资、农业保险、银行再贷款等等，我们都主动去接洽，但也得不到任何与“三农”有关的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