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巴西也是一个税收政策复杂的国度，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都有征收消费税的权力，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税法，甚至每天都有税法的诞生。

　　200年来，美国抱持“门罗主义”，将拉美视为“后院”，以霸权主义和干涉行径阻碍拉美国家发展，当然也会破坏中企在拉美的投资建厂活动。

　　6、非洲

　　加快走向海外市场，以获得更大发展，非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选项，克服对非洲形成的片面认识，古老的非洲大陆，正在加速迈入被互联网科技编织的新纪元。

　　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中，非洲长久以来是一片失落之地，如今，全球市场都处在经济下行境地，非洲却有其独特一面，成为世界增长第二快经济体，全球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有12个位于非洲，非洲惊人的增长轨迹证明了非洲大陆的弹性及其尚未实现的巨大经济潜力。

　　非洲面积约为我国三倍，人口超过13亿，自然资源丰富，是真正的地大物博人多，人口红利逐步显现，消费市场快速增长，对于我国企业来说，非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一片未曾开发的热土。

　　非洲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失望情绪日益加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提高。长期的殖民史导致非洲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边缘位置，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响应，中非之间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经贸联系，中国已连续12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当然非洲大陆的发展参差不齐，其经济的差异性，政治的多元化，要求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对非洲布局时，需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

　　非洲三大新兴经济体是：尼日利亚、埃及和南非。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1位，人口预计将达到4亿，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应增长，尼日利亚的经济体量可能会超过法国或德国。

　　埃及处于亚、非、欧的十字路口，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由贸易发展优势，包括我国在内的欧美、中东海湾国家的很多资本和企业都进驻埃及，近年来，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未来合作的潜力也进一步凸显。

　　南非作为非洲老牌工业化强国，其突出特点是营商环境成熟完善，是金砖国家的创始国，城市化、特大城市快速崛起，如尼日利亚拉各斯，肯尼亚内罗毕、南非开普敦、埃及开罗等等。

　　然而，非洲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单一市场，非洲有很多不同的人种，有影响深远的宗教，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认知差异，对我国企业海外发展带来影响。

　　西非大部分国家是前法国殖民地，通用法语，审美受法国影响较大；东非为前英国殖民地，通用英语；而北非在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上更接近于中东，属于阿拉伯世界；南非也曾是英国殖民地，对高质量产品的喜好也远远高于其他非洲国家。

　　国家的多样性导致了非洲市场碎片化，不同国家之间有政治经济壁垒，国家间、城乡间发展极不平衡、管理与技术水平低、政府监管落后腐败等问题为我国装备企业的进入增加了难度。

　　部分非洲国家或地区政治动荡、社会不满和武装冲突，这都是我国企业掘金非洲要面对的风险。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国企业出海的变化，“一带一路”是转折点，上述国家与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有的是重叠的，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更加优越的投资条件，所以单独列为一节来叙述。

　　十年来，中国与五大洲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迎来十周年之际，“一带一路”合作共建将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企业来说，政治和地理区位层面较好，另一方面是中国国企在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奠定了足够的基础，给当下想要出海这些地区的企业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

　　生产制造企业成为新一轮“走出去”的生力军，通过加强产能合作，加快融入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向。

　　近年来西方多国提出“重建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计划等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针锋相对，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试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总之，企业需要充分考虑行业特性、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产业链需求，选择目的地，无论应许之地在哪里，我国企业具有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都能为所到地带来好处。

　　三、防范风险如何做

　　中企出海短短四个字却蕴含了无数企业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努力与拼搏，因为不熟悉国外环境，在跨文化的了解、沟通、融合方面，也有很多坑，甚至“半路夭折”，

　　忽视企业出海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少中企都交过学费，例如，因当地政局的变化，中国某电力企业投巨资开发水电工程缅甸密松电站项目被取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亿元。

　　中国装备制造出海已成燎原之势，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38%，远高于国内GDP的年均增长率，洞察其中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对于尚未深度出海的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来说都十分重要。

　　近几年的一个态势是，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国家间冲突等因素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早在2020年全球限制或监管性投资政策措施占投资政策措施总数的比例达到41%，创历史新高，而且限制或监管性措施在发达国家更为普遍。

　　就目前来说，中企出海更趋向理性化，战略执行中评估风险从广度和深度上越来越成熟，同时注重当地的社会成本的经营与积累，字节在应对美国的封禁大战中就运用了多年社会成本积累的人脉。

　　就目前来说，地缘政治和监管趋严是中企出海面临的最大挑战，伴随其出现的是两大类监管审批，一类是反垄断审批，一是国家安全审查，如果说前者还可以说是从竞争的角度来审查并购交易，后者则是泛化的手段，有滥用的趋势，特别是西方的领头羊美国。

　　中国企业出海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这些年越来越明显，对我们国家出海的企业影响越来越大。另外，非传统性安全风险增多，具有强烈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和杀伤性，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今年的巴以冲突，红海危机是这一问题的根源。